wap.affihaku.xyz 合辑 总统 蒋公遗音：“中国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训词”口白：先总统蒋公(民国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阳明山中山楼讲)　　自从　总理于甲午年创建兴中会，领导国民革命以来，到今天已经有了七十五年；而自民国十三年总理改组本党为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亦业已有了四十五年；就是自“九全”到“十全”，这中间也已经将近六年了。此七十五年来，本党坚持国民革命的任务，不论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都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就我们的革命历程来说，则是惊涛骇浪的历程！本党建党以来一连串的革命奋斗，真是心与血、汗与泪、冒险与牺牲、智慧与勇气、武力与国民相互结合、所交织而成底可歌可泣的光荣史篇。　　今天就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牺牲奋斗的光荣纪念日，本党在此复兴基地，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同志，于此复国圣战将发未发之际，革命大业待成垂成之时，可以确信，这次大会，不仅将是本党三民主义宏扬于世界的契机，亦将是国民革命最后一次成功的机运，所以我们一面深感于革命历史的光荣，一面尤深懔于革命责任的重大。　　回顾党的历史，　总理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就经过了九次革命发难，也遭遇了九次挫折失败(其间丁未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原系同一次计划行动，且先后相距不过十日，实可合称为一次革命战役)，直到第十次辛亥革命，才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获得了国民革命第一次掀天揭地的成功！　　再说，从民国十三年，　总理领导改组本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直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党面对着纷至沓来、觊觎我主权、侵略我领土的帝国主义，面对着外而认贼作父、内而与民为敌、一个接一个的北洋军阀，最后又复面对着出卖国家民族、贪婪、无耻、疯狂、狠毒的叛徒流寇——毛共奸匪，四十五年间，革命事业屡经成功，亦屡遭失败。　　根据历史的规律，自民国元年以来，本党革命重大战役，可以说亦经过了九次的屡成功屡失败，这乃正是我们今天第十次最后成功的历史确据！所以这一连串与内贼外寇相搏斗的惊涛骇浪的历程，就正是创造东征、北伐、统一、抗战、戡乱、复兴、惊天动地的事业之考验、锻炼、与确证。　　大家知道，从　总理建党革命到民国元年全国光复，这是党的第一期的国民革命。在辛亥革命之前，科学发展，并不十分迅速，飞机制造，亦还在萌芽阶段，因此当时世局，虽是列国并争，但其相互关系，尚不如今日之错综复杂。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国际政治，尤复瞬息万变。特别是自本党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还，所有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国家和亚洲民族，看到“中国专制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于是皆幡然觉醒，了解专制原来是可以打倒推翻的，民族原来是可以独立自主的，殖民地的桎梏，原来是可以摆脱解除的，乃使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天比一天汹涌澎湃，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一天比一天继涨增高，这实在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对于世界人类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之开始。　　总理说过：“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清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这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深知中国革命运动的发起，乃为促使亚洲弱小民族国家一致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之导源，所以它们绝不愿见中国国民革命成功，更不愿见我们革命党有统一全国独立强大之一日，亦绝不愿见亚洲民族的意识，由此觉醒，独立运动，由此发皇。因此，乃对我们挟其经济、军事的力量，间接嗾使军阀割据，且不惜公然直接以武力干涉，不断于长江、黄河流域，以及满蒙、新疆、西藏，制造攘夺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于是中国革命“去一满清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驯至“只有军阀的世界，而没有革命的成绩”。　　总理内度中国之情势，外审世界之潮流，认为“从根本着想，非整理党务，不足以及时奋起”，“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于是乃于十三年一月，召开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其目的即在使“本党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一方面固然是要打倒军阀，一方面则尤其是要驱除军阀所赖以为祸之烈的帝国主义，并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全国人民谋一生路”；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同时即着手黄埔建军，培养革命的武力，并要使此革命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赋予打倒军阀、又进而驱除帝国主义的使命。　　无如　总理于十三年十一月，为了“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乃挺身北上，深入虎穴，与北洋军阀冒险奋斗，不幸遽尔于翌年三月在北平崩殂。　总理的逝世，原是由于肝病复发，但是总理之所以罹此不治之症，乃由于革命奋斗，积劳瘁忧愤于一身，有以致之。　总理易箦之际，犹反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开国民会议”，“和平”“奋斗”“救中国”，谆谆嘱示同志，　总理的这种冒险与牺牲的精神，不只是普通的流血牺牲，而乃是发其救国救民之大仁，以“死天下之心”，激励全党同志“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树立了革命精神凛烈万古的宸极！　　虽然革命事业，由于　总理的崩殂，顿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但亦由于本党同志，禀受了　总理的精神感召，继志承烈，再接再厉，在　总理逝世的第二天，东征的党军队伍，业已以一千余人，消灭了陈逆炯明万有余众，造成了棉湖之役、以及越后七日兴宁之役的最大胜利，结束了第一次东征的任务。　　随后北伐之役，当面肤寸之间，固然就有着凶险的军阀，猖狂为患；而肘腋之间，还有着寄生反噬的共匪，挑拨分化，并勾结军阀，以暴乱行动，彼此呼应，企图两面包围国民革命军；而腹心之间，又有着所谓宁汉的公开分裂；接着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戢，横梗阻挠，并在济南公然向我国民革命军挑衅，造成济南惨案；但终由于我们革命行动之坚苦奋厉，不屈不挠，绕道渡河，规复北京，于是不出三年，即已戡平大难，统一全国。乃随后不到三年工夫，日本军阀复制造了九一八东北事变，继之以七七卢沟桥之役，抗战军兴，我国民革命军坚持民族大义，苦战恶斗，至十四年之久，其前十年，我们尤其是茹孤臣孽子之痛，行忍耻沥血之实，但亦就在抗战期间，解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在对日抗战胜利之后，随即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为亚洲国家树立了民主宪政的大经大法，于是实现了　总理之遗嘱，以上慰　总理在天之灵；也为亚洲国家扶持匡济，表现了继绝举废的政治道德；更为世界人类的和平福祉；倡导发起了联合国组织的长策远图；这是对　总理遗教的具体实践，亦就是我们第二期国民革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重大贡献。可惜的是二次大战的胜利，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乃又为世界带来了更大、更多、且复更深的灾祸！　　共产匪徒埋葬人类文明，囊括世界版图的野心，比之过去的帝国主义更为凶险！而其颠覆、侵略、恐怖、破坏的手段，亦更为狠毒！由于本党揭发共产罪恶最早，首举反共旗帜最力，坚持反共斗争最久，不惟以其全力，对共产匪徒搏斗，成为自由世界反共的急先锋，且又以其悲惨恐怖、活口鲜血的共祸事实，和我们二十年来实践三民主义在艰弥厉的精诚对比，已使自由世界深凛于毛贼所谓“世界革命”“人民战争”阴谋之狠毒酷烈，憬悟其对共匪优容养奸、背友扶贼乃为愚不可及之行为，这也就是我们第三期国民革命对于世界人类关键性的贡献之开始。　　于此，我还可以附带和大家讲一讲我何以必须于三十八年一月间毅然引退？又何以要决计撤出大陆？这就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都盼望本党国民革命失败，使之一笔勾销！苏俄固然急切希望经由其“儿子党”毛贼的血手，控制大陆。以为毛贼“一面倒”之后，整个大陆，即可归其囊橐掌握；而美国政府，亦以为纵容毛贼攫获大陆政权，亚洲即得以相安无事，美国乃就可以贼去关门，高枕无忧。由于此二者之间，交相构煽，加之以国内的无耻叛徒，不惜为虎作伥，揘造谣诼，助桀为虐，乃使一般人心，也髣佛真以为蒋某不去，则美援不来；蒋某在位，则和谈无望；一旦夕之间，几即以曩之所奉为抗战救国之领袖者，竟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此时如果我还不毅然引退，岂不将使国人怀疑我恋栈自私？岂不将更加招致国际间之横逆侮辱？而共匪出卖国家民族的罪恶，自将不易为全国人民所彻底觉悟，共匪的颠覆侵略的野心，也将不能为国际所深切洞察。所以我之毅然引退，乃是为革命前途，为国家命脉，作最后之抉择，经过长期苦思熟虑的结果。实在这就是要让时间与事实，来证明我们革命宗旨和反共国策的正确，亦证明国际间对华政策之错误！当然，苏俄万想不到，共匪会反噬其主子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而美国也万想不到，共匪会公然以美国为其第一号敌人。这种一百八十度颠倒正面的变化，乃是苏俄和美国所万想不到的！而我所想到的，也只是我们中华民国欲于此危疑震撼之中，亡而复存，废而能兴，就只有以我的毅然引退，庶几可望挽回其全国已死之人心！以我的毅然引退，或者可能激起国际间某些正义之申张！国家民族的命运，舍此乾坤一掷之外，更别无可循之途径。　　讲到何以要决计撤出大陆？大家明白，我虽在引退之际，但仍席不暇暖，往来于舟山、上海、广州、厦门、重庆、成都……从未敢有一时一刻放弃其对国家、对军民、对本党的革命责任，且我在引退直前，亦仍未放弃其固守南京之准备，并自信其在军事上有转败为胜之信心，不然，为国牺牲，与中山陵共存亡，以尽我革命后死者之职责，亦可心安理得。然此所以为党员个人气节、为革命历史荣辱之计良是，但为国家前途、为民族命脉之谋则非。当时本党内部之动摇，与民心士气受内外之威胁影响，一时实已无法旋转挽回！故最后决定，不为慷慨牺牲之易，而宁为忍辱负重、中兴光复之难！但中兴光复，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片干净土的复兴基地，使敌不得进，而我可以守，又进而以我之守，转为对敌之攻。顾此无论西南五省与东南七省，皆非其地，而只有台澎金马，才正是这样一片完全符合中兴光复条件的干净土。设使当时我们坚持于大陆东南半壁或西南一隅，与匪对峙，则三民主义之建设，势必仍属空言！革命武力之整顿，势仍左支右绌！断无此二十年建设与战备的优裕时机！　　今天我还愿趁此谈谈我亲身经历的两段往事，以见其革命根据地，与革命精神志节，操持坚确的重要。　　第一件是民国十一年，　总理派我在闽中服务，当时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凡对　总理亲信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我上书　总理，陈述意见，并请求调离闽中，但是　总理覆示，再三勉励我坚守福州岗位。　总理说：“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而后乃能成一段落。……盖有一日之福州，则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我当时深为　总理的苦心定力所感召，乃要求准假回沪，面报详情，得到　总理许可以后，始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如是者往返迁延，将及一月，然　总理再三强我回闽，余乃仍从命返任。结果就是由于讨逆粤军，有着福州这一个基地，　总理乃得在短期间，号召湘、粤、桂、滇各路联军，同时向广州并进，驱逐陈逆。于是本党重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与抗战胜利的基础。此后数十年间，我每于挫折艰难之际，即常以　总理“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的遗训自勉，亦且特别重视根据地的建立，务使“外交内应，以此为背景”，真正能“与在外之奋斗相终始”。　　第二件是民国十三年十月，　总理督师北伐，驻节韶关。当时广州由于杨希闵、刘震寰与陈廉伯(香港)、陈炯明相互勾结，甚至大元帅府的秘书长也挟滇军桂军之势，以威胁　总理。广州商团，受杨、刘之煽惑，更发动罢市罢工风潮，形势异常险恶。　总理立即指示我“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弹药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总理的意思，就是认定粤陈、滇杨、桂刘这伙军阀，既然把广州看成一块肥肉，本党就不如干脆舍弃，使之争食，　总理即迳自带着革命军去北伐。但是我认为广州和黄埔是革命的根据地，无黄埔，则革命军必无立足之地，无广州，则革命政府即无复保障，更无进攻退守回旋自如之根据，所以广州和黄埔断断不可放弃。我当时就报告　总理：“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必不能轻易放弃此一片干净土的革命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可是　总理却仍然覆谕：“望速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并欲杀兄，故宜暂避之，以侍卫队练成再讲话，陈逆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也。”这自然是　总理对我和对军校的爱护，亦由于　总理精诚之所感动，以及我对革命责任之自觉，仍决心死守此一革命根据地的孤岛。后来广州叛乱之敉平，黄埔之成军，北伐统一之局的奠定，实以此为其张本。这也就是说，革命的主义重要，革命的根据地，同样重要；革命的根据地，不厌其小，但当求其纯一，求其干净，求其团结一致，这亦就是　总理所常说的：“革命党员，如军队一样，不求其多，但求其精”，乃可以一当百，转败为胜。　　由此可知革命的根据地，不能以恃险自保为目的，而当以建瓴之势，为大陆同胞七亿人心所归向，为海外华侨一千五百万人心所朝宗；革命的根据地，乃为中兴光复而设，绝非为某些人偏安苟活，甚至攘夺私利而设；明乎此，可知本党当前的任务——　　第一就是要革新本党，强固本党——也就是一切要全面革新(求新)，要从头做起(知本)；第二就是要巩固复兴基地，充实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建设，使台湾成为革命建国的张本，也就是成为革命复国的圣地；第三就是要海内海外一条心，一齐来参加讨毛救国的联合阵线，铲除匪伪政权，重建伦理民主科学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我常说，世界问题的中心在亚洲，亚洲问题的中心在中国，中国问题的中心在台澎金马的复兴基地——亦就是坚持国民革命的我们中国国民党。现在要讲的，就是世界局势其所以环绕着这个中心(重心)推移变化的基因和趋向。　　先分析共匪最近的内哄恶斗——　　据最近共匪广播，匪党迟延了十三年无法召开的所谓“九大”——匪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锣了。它自己宣称，其议事日程，一是林匪彪的“政治报告”，一是修改匪党“党章”，一是选举匪党“中央委员会”。而莫斯科广播，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大会”，而是“反人民的毛家党成立大会”，“是毛泽东集团打算利用九大名义，来使打着中共旗号建立为毛泽东个人专制制度工具的新组织的作法合法化”。这亦就是说，匪党的“九大”，是它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今后的夺权斗争，即不止是过去的文斗，也不是过去的武斗，而将是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新旧派系、勉强杂凑、分赃夺权、四分五裂、自取灭亡的内战之总爆发！所以它的“九大”，乃是毛匪替它自己所举行的一次正式葬礼。　　理由很明显：　　第一、匪党“七大”至“八大”，其间相距十一年之久；“八大”至“九大”，更相距至十三年之久；拖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要长；而它在去年十月十三日到三十一日，曾经搞出一个“十二中扩大会议”，随后就叫人“迎接九大”。而在“九大”之前，即三月十五日，已经举行了“预备会议”，一直拖延到四月一日愚人节的黄昏，匪党“九大”，才算开锣，其内容除发表三个“议程”之外，即无复片纸只字外泄，神秘到了根本见不得人的地步，由地可以想见毛贼先是想搞“九大”不成，所以只好姑且来个“十二扩中”，再就是要乘“十二扩中”之势，硬搞出个“九大”，但“预备会议”，一预备就预备至半月之久，其会前内斗之激烈，其会中妥协之困难，其主席团之产生，实出于强勉拼凑，皆绝无可疑。　　第二、匪党“九大”的“主席团”，多至一百七十六人，此实出乎任何一个共产政权会议常情之外。这一百七十六人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由新老匪干四十三人，匪军头目六十三人，工农群众及人民公社三十余人，红卫兵二人，知识份子八人，其他二十余人，杂凑而成的。其中匪军头目占三分之一强(匪党“八大”主席团，匪军头目十一名，只占六分之一)。所以西方观察家认为“九大”主席团中，其所以匪军居于多数，就因为它要以匪军为其“建党”的主力，造成“以军领党”“以军领政”的局面。但是我们穷究毛贼的居心，了解毛贼之所以要起掀起“文化大革命”，对其匪干进行普遍的、疯狂的、整肃斗争，就是要毁灭其原有的匪党组织，来为这个“九大”作它重建“毛家党”的准备，所以“九大”的主席团，还是派性十分强烈、分赃意味十分浓厚、完全出之于一种妥协迹象的结果。正因为枪杆子得势，枪杆子必须首先予以安抚，所以不得不让匪军头目们占去其三分之一强的“主席团”地位，这三分之一，就正是林匪彪所想要造成的“以军领党”“以军领政”的局面。然此在毛贼而言，这三分之一，既是重建“毛家党”非拉拢不可的势力，可也就是破坏“毛家党”重建之腹心大患，是与毛贼一心要想“以党领军”“以党领政”，而不让“枪指挥党”的企图，相互牴牾排斥的。　　第三、一向重视其头目排名的先后次序，得势者，即居于前列，据匪播匪报透露，匪“九大”主席团，随同毛林二匪在主席台前列就坐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二十二人。此二十二人分为两个半截，其后半截之董必武、刘伯承等十人，原久已失势，此不过姑以象征各路各寨之安抚杂凑、聊备一格而已。然就其前半截的周恩来、陈伯达等十二人观之，可以发现其“主席团”的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陈伯达乃是文革小组长，而江青为其副组长，实则陈伯达乃是江青之傀儡而已。)因为这二十二个头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都是江青的心腹；周恩来一派(包括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伪国务院一派，都被贴过大字报，都被红卫兵打斗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庇护，才“过了关”的)，现在都是见风转舵，聊保余生，除开周恩来以外，不论将来被分派到什么名义，都已无足轻重；至于林彪一派(包括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伪国防部一派)，虽有实力，但是匪特务头目如康生、谢富治、于会冰等，却都算是江青一派，正相对的减低了匪军的影响力量；其他如董必武、刘伯承、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王震，则只是打点场面、聊备一格的人物；那些“红卫兵”头目聂元梓、唐金枝以及“工农群众”“人民公社”“贫下农”代表，大多数都是属于江青的势力范围的。所以从匪的“九大”主席团来观测，可以说：三分之一弱，是属于林匪彪的势力；另三分之一强，是属于毛婆的势力；由于彼此敌对矛盾，相激相荡，自然这绝对不是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乃为毛贼、毛婆、林匪、周匪，一齐结束——相互毁灭，就在眼前的实证。　　第四、毛贼企图在“九大”以后，要重建匪党“党权高于一切”的共产制度，也要重建它为了整肃刘少奇所“砸烂”“斗垮”了的伪政权。本来毛刘之间的斗争，就是伪政权“主席”权力的生死之争。现在刘少奇已被逼囚禁，伪政权谁属？照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衡诸目前情势：一个可能——是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伪主席，毛匪仍然退居第二线。可是林彪原就是一个并不弱于刘少奇的咄咄逼人的家伙，毛匪愿不愿意轻易的让林匪在其尚未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就接班呢？江青这个比“那拉氏”(前清西太后)更为疯狂狠毒的妖精，肯从此就善罢甘休吗？一个可能——自然就是毛贼称心如意的上台，但毛贼这个活僵尸，虽或不时还出现一下影子，却很少能再发出一两声嘶喊，若要勉强登场搞下去，也不过成为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场把戏。而且这么一来，林匪等于完全扑空，毛贼岂能一无顾忌？所以林匪究竟能继承毛贼到什么样的程度？毛婆和陈匪伯达能否挟党(挟毛贼与文革)以临军(林)政(周)？或者林、周将合一以对付毛婆(文革)？甚或毛贼根本无法作左右袒，既不得不护林，又不得不顾江，结果反导致林江互斗，而周匪则仍然作壁上观，以玩弄其附林则江轻，附江则林弱，一贯的举足轻重的伎俩，这就要看斗争的发展如何了。还有其中重要的一个职位，照匪党“制度”来说，就是它的“总书记”。这个职位，有人说可能是周匪，但我认为周匪向来是不肯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的，而且毛婆亦必不愿像周匪这样模棱两可的家伙，来做“总书记”。所以我以为这个职位，最后还是会落在陈伯达的手里。在匪党新党章中，固然已经废除了“总书记”的名义，纵然如此，将来总会要有等于“总书记”一样的职位名义出来的，这个职位，终必落在文革派陈伯达之手，似无可疑。　　第五、证之匪军内部斗争的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林匪也并没有能切实控制住“四野”以外的那些匪军。比如陈毅的“新四军”系统和徐向前的“第二方面军”系统，力量虽已大为减弱，但在三十九个匪军总部及军区级主管头目之中，仍然占五分之一，更何况陈毅还把住了国务院的“外交部”呢？再说贺龙的“第二方面军”系统，固然受到打击最大，但它仍有三个头目，保持了原有地位；所以毛林在“九大”主席团之中，还不得不分配给匪军各个系统一杯羹或一块骨头！只要一旦毛、林、江之间，出现任何裂痕，陈毅、贺龙、徐向前这些系统之下的匪军，固将跃跃欲试，即其“四野”与“第一方面军”系统，亦何尝不蠢蠢欲动呢！林彪自己明白，他之所以能被指定为毛匪的“继承人”，无非是手上有枪杆子的关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等等，它们之暂时犹得免于被剐被杀，而得以腆然登上“九大”的主席台，也无非是枪杆子声援的关系。如果毛婆想挟制毛贼，加紧控制匪军，显然林匪是无法屈从的，我看目前匪军军权，是一种毛林并分的态势，也就是一种活火山的态势，所以匪军的矛盾冲突，并未因“九大”而弛缓，且正因“九大”之颟顸，而愈演愈烈。　　总之，毛贼搞“九大”的目的，原在企图恢复其全盘控制“匪党”“匪政”“匪军”的权力。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推绎出来，这结果是否定的。因为不但现在“九大”会内会外斗争正烈，“九大”之后的斗争，更将集中于江青、林彪、周恩来之间。从前毛婆与林匪、周匪合作，是为了要斗垮刘少奇、邓小平，现在刘、邓既倒，当然毛、江与林、周要再斗争，再分裂，再夺权，而其最后，就自然是一场公开的内战之总爆发！这场争权力、决生死的内战，乃决不止是局部性的、地方性的斗争。一旦这场内战爆发，大家应该注意的，是苏俄和毛匪的关系。须知俄共乃是和毛贼闹分裂，而不是和中共闹分裂，况且苏俄和匪党匪军之间的关系，已断绝至四五年之久，苏俄对其内部亦复无隙可乘，但如毛共内战一经发动，则苏俄自将设法帮助其反毛的匪军，以增加毛贼崩溃之速度，到了这个时候，我大陆同胞自必激于民族意识的良知血性，再加上过去清算斗争反毛反共之仇恨，自将在心理上、精神上，归向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匪党匪军中的觉醒份子，就都将起而与国民革命军互相结合，彼此呼应，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乃可断言。　　不过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趋势，虽然如此，但对这国民革命最后一次的总决战，自不能不作最悲壮、最惨烈的血战之准备与决心。本来在共匪窃据大陆之初，谁都知道共匪内部将爆发斗争，但认为这种斗争，不至于长久纠缠不解，而且也不以为俄匪之间，会演变到儿子党和老子党“窝里反”的程度。其后毛刘之间开始斗争，大家也还以为毛刘究竟是落草立寨、一锅子吃饭的同伙，它们之间，即使斗争，也不致过份的表面化，更不会决裂到如此你死我活的结果。然而一切变化，都出人意表，共匪既一方面公然与俄共公开决裂，一方面又在其内部有“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以及各地“革命委员会”，全面文斗武斗的出现，这不但使匪党内部的危机，日益严重，我们反攻复国的障碍，亦得以逐步消除。其实这种破敌弱敌之势的造成，绝非偶然，其总的原因，还是我们金门之战，把匪俄之间的关系恶化开来！也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爆发开来！特别是由于本党在复兴基地，建设与战备同时并举的关系，乃使三民主义的思想，深中大陆七亿人心，使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成为了国民革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反攻复国七分政治、七分敌后的破敌之计第一步的成功！　　大家都知道，再造比创业更难。因为创业往往是在打破一切条件限制之下告成的，所有障碍都被彻底除去，故创造较易。但是再造事业，则是要在废墟中再来重建，无异在腐肉中来求新生，其中尚有许多滓渣余毒，遗留在内，从中作梗，因此必仍有许多不良条件和障碍之顾虑，所以阻力未除，而其功难竟。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毛匪在毁灭其各级组织之后，却梦想以其“九大”来为它重建“毛家党”，要再造其极权制度，恢复其独裁势力。殊不知，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王道和正统，及其仁义之师，方能完成中兴事业，而断无流寇暴力，有狂徒再起之可能。历史上的暴君，如秦始皇即沙丘遗臭，隋炀帝亦江都忘返，而太平军更是争夺相杀，亡不旋踵……今天共匪毛贼，所有以往的伪装欺诈，既都已彻底破产，而且其各派系的邪恶势力，都在明争暗斗，互相火拼，无论其“党”“政”“军”所有的匪干，皆明知不保首领，无时无刻不在恐怖之中度日，这样，一大堆已死的腐肉与僵尸，难道还有狂徒再起之可能么？　　前面讲的，是共匪“九大”前后内哄的形势。接着要讲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和世局演变的关系。　　大家知道，二次大战以后，超级强国，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苏俄。美国为要维持其强国的领导地位，苏俄则为要和美国争衡争霸，所以整个世局，阢陧不安。固然此中因果，原出于美苏之间互争雄长，但其根本所在，还是在于中国大陆沦陷，东西形势，失其均衡，有以致之。　　苏俄自帝俄时代起，原即已处心积虑，侵我疆土，始则蚕食，继且鲸吞，到了俄共史达林专权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满以为它卵翼毛贼，即可以推翻本党，窃据大陆，然后再举此庞大的人力和资源，就足以充份的提供其“世界革命”的赌注。　　而美国以往之对中国问题，我前面业已指出，他的最大错误，就是相信当时史达林的共产主义与他美英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可以和平共存，因此乃以为只要纵容共匪，攫取中国大陆，即可以使苏俄餍足，而不复对外扩张。　　美国在今天，面对共匪既敢于攻击苏俄，复敢于渗透美国，韩战之后，又敢于继之以越战的乱局，但美国至此，尚不自觉，仍然以为应该扩大对中国大陆共匪的接触妥协，仍然以为可以寄其缓和的希望于毛共的第二代，这种错觉幻想、迷惘不解的关系，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障碍，亦是整个世界一个最大的悲剧。　　根据苏俄、共匪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深知，苏俄和共匪对于美国，虽有各自不同的野心，但其基本目的，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其根本手法，就是在它们武力没有超过美国之前，不会主动的对美国发起袭击，而以伪装、欺诈、渗透、颠覆、暴动、混乱的间接路线，先来削弱美国内部。故其现阶段，在美国国内，不惜使用一切杀手，以造成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的紧张不安，并在世界各地区，制造此起彼落的纠纷，点燃一个一个的火头，以增加美国奔救不遑的困扰，于是苏俄和共匪，就可以兵不血刃，而拖垮美国。现在的平衡战略和核子僵局，所形成的一种恐怖平衡，一种无止境的核子竞赛，就是由此而起。但当苏俄和共匪一旦认为其武力足以打破此种平衡时，即将不顾一切，尤其是共匪，更将不惜毁灭其人口之一半，亦不惜听任其土地之绝大部份沦为废墟，向美国突起袭击，乃是无可怀疑的！由于苏俄原是一个极权高压的国家，其内部控制尚易，而美国则为一民主横议的国家，其内部问题，远比苏俄严重。所以美国如其在战略上，不了解苏俄和共匪的策略，在思想上，不了解共产主义侵略的本质，始终采取被动的消极战略，甚至以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作赌注，以谋求一种屈从的、自欺欺人的、虚伪的和平，那不到几年时间，美国就一定要在战略上处于不可想象的、更进一步的被动挨打的劣势。　　美国的确是在迁就共产集团，谋求得不偿失的“和平共存”上吃了亏。美国现在不论对韩战问题，越战问题，中东问题，东欧问题甚至普布鲁号被掳事件，海军侦察机被击落事件……无非一意姑息迁就，特别是自尼克森总统提出“谈判的时代到了”的口号之后，种种国际问题，似乎都在寄望于“会议”“和谈”来解决。比方越战问题，眼前就已经走上了秘密谈判的路子，这种幕后的玩意，美国是玩不过苏俄和共匪的。而且这幕木偶戏的幕后，正有着两个头，一头牵在苏俄手里，一头牵在共匪手里，两个各怀鬼胎的头目，拿了两头相反的线索，越南问题如何会解决得了呢？一向美国对于“和平谈判”，都是寤寂求之，只要对方放松一分，美国就懵懂十分，以为“谈判”这个东西，真如阿拉伯神灯，擦一擦就会出现奇迹。比如美国奢望苏俄打开僵局，他那里知道，即使苏俄肯真正帮助美国，解决越战，共匪也一定要出来阻挠，甚且出兵介入越南，增援越共，使越战更加扩大，更为棘手。又比如美国寄望和大陆增加接触，他那里知道，这种接触，不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亲善的济助，不是给美国政府带来和缓的气氛，而是给大陆人民，以至给自由世界和美国自己，带来更大的灾祸、劫难、和绝望。又比如美国满以为苏俄会出而设法防止共匪核子武器之完成，而苏俄则亦满怀渴望，以为美国将出而代他解决其卧榻之侧——毛贼的核子威胁，他那里知道，彼此推诿观望的结果，就正是予毛贼这个无牙的纸老虎以从容发育成长其满口核子牙的时间！又再比如在美国人心目中，认为俄匪既已公开决裂，苏俄敢于面对珍宝岛事件和共匪直接冲突，又何尝不可以使边界冲突，进一步发展，就像进军捷克一样，进军中国大陆，以威胁并牵制共匪对越战的干预？他那里知道，中国大陆地大人众，俄军非至有利可乘，或者万不得已时，是不愿轻易深入中国大陆打倒毛匪的。这就是说，共匪深知边界冲突，绝不至发展为进一步匪俄的战争，苏俄在越战问题上，对它亦无可如何。　　由此可知，美国奢望苏俄，或者想和共匪接触，来解决越战，两者实皆如同水底捞月，绝无可能，更何况苏俄共匪除了越战以外，还在继续扩大其他世界性的问题，来困扰美国，拖垮美国，也就是要使美国没有一个问题能解决，没有一天得安定。但美国于理于势，又不能不去解决，不能不求安定，以故美国今日对越战虽已焦头烂额，而在自由世界一般心理来说，仍是大失威望。所以今天美国如果不彻底觉悟，变更其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消极被动的政策，那美国真正的危险，即可能不在国境之外，而就在他决策者的一念之中。　　再看美国的反共策略——　　我已经多次指出，以往在杜鲁门、马歇尔时代，美国对于中国问题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把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特别是把中国国民党一笔勾销，就可以一了百了。殊不知中国国民党，是无人可以抹煞的！中华民国政府，是无人可以勾销的！中华民族七亿人口，是无人可以长期欺蒙的！而他们所助长的奸匪毛贼这个祸根，不惟煽起了共产集团的凶燄，于是韩战之后，又有越战，越战尚未结束，中东战争又起，它共匪不但在亚洲则侵渔印度，颠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又复渗透中南美，分化非洲，制造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学潮工潮，挑拨美国的种族纠纷，而美国自甘乃迪总统以次，而金恩，而罗勃甘乃迪……相继被刺，社会恐怖混乱，达于极点。　　自由国家，对于共产集团的野心，虽久已有所警觉，曾经产生了自保自救的北大西洋公约，中部公约，东南亚公约，但是在加盟国家之间，步调不一，矛盾重重，根本就未能有效发挥其阻遏共产侵略的作用，于是美国每年即不得不消耗二分之以上的军费，动员将近百万的军队，担负防堵各处共产火头的责任，单是一个越战，就已经旷时废日，师老无功，使其外交、内政、经济、社会、军事……，陷于恶性连锁反应的困境。　　事实上，美国有识之士，现在都业已明白，如果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今天仍然在治理整个大陆，实现了三民主义，建设了现代化的国家，则共匪早已根除，世局决不会有如今日的动荡，亚洲自不至如此混乱，而美国亦必不至如此迄无宁日。所以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奸匪毛贼，而解决中国大陆共匪的问题，美国可能的方向，大致不外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美国退出亚洲与西太平洋地区，任由共匪宰割亚洲，如此或可在匪共忙于囊括席卷亚洲之际，获致一段短暂的名不符实的假和平，否则美国即不能脱卸其对亚洲的责任。第二个方面，就是共匪既控制了大陆七亿人口和资源，而且再三扬言“美帝是第一号敌人”，要“埋葬美帝”，把“抗美战争进行到底”。因为它不打倒美国，即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之头，亦就不能达成其赤化世界的野心，更不能停止其“人民战争”疯狂的行为。共匪把美国看成为永久的敌人，所以匪美之间，必然持久敌对，等到共匪力量足以制美国于死命之时，即将悍然向美国动手，另一方面俄共则正在等待时间，只要毛匪一旦死亡，即希望俄匪可以复合为一，挟俄共集团与中国大陆的人力物力，以打击美国，如此则美国除了坐以待毙，即无其他出路可言。第三个方面，就是美国采取明智而现实的行动，乘目前共匪内哄混乱，俄匪严重分裂之际，特别是当此大陆人心对匪怨深毒发、誓不两立、渴望中华民国政府从速解救、惟恐或后的时候，在其道义上，物资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复国的圣战，那就无需美国使用其一兵一卒，流血牺牲，越战问题，亚洲问题，甚至美俄问题……皆可一旦迎刃而解。　　事实上，如果美国目前不采取这积极的、现实的行动，即使对匪围堵，作长期消耗性之备战，甚或寄望共匪下一代转趋缓和，暂时怀柔姑息，抑或坐待共匪发动攻击，然后予以解决，那不但将助长共匪的凶燄，而且它共匪亦有时间余裕，足以完成其洲际飞弹，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我总以为美国政府，要求取和平，要和中国大陆人民友好，即必须先认清大陆人民唯一的敌人是谁，大陆人民唯一自由希望的象征是谁，然后决心与此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象征——中华民国政府，共同致力于消灭大陆人民的唯一仇敌——共匪毛贼的正义行动，此不仅轻而易举，抑且名正言顺，若美国不此之图，一方面要和共匪“搭桥”妥协，一方面又说要和中国大陆人民友好相处，岂非索饼予石，求鱼得蛇？　　总之，今天本党和政府，以至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掌握了亚洲以及世界问题解决之钥。这亦就是说，本党的一举一动，同志的一言一行，都将是决定世界的治与乱、安与危、祸与福的唯一关键。　　我已屡次为大家指出：世局的重心在中国，解决世局的主导力量，即在于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但是大家还得知道，共匪并不是一打就倒的，掌握复国圣战的胜利，解救世界危机的事业，也绝不是可以坐待幸致的！所以我们不好自满于往烈的光荣，而就淡忘了失败的教训，而且必须更加振作革命的精神，冲破当前的横逆，来再造国民革命的功烈光辉。因此，今天党的十全大会，就不但是全面检讨的会议，全面革新的会议，特别是我们担负革命责任，开创革命前途，誓师的会议，行动的会议，更可以说，这乃是我们党国存亡、主义成败的一次会议！因为如果大会成功，那就是我们主义发扬、革命成功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同志，即皆将在党国的历史上名垂不朽！如果不幸失败，恐怕这就将是本党最后一次的大会！这样今天所有在座的同志，就都成为党国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我对党务工作，要不惮其烦的尽其所言，只是会期有限，时间迫促，凡我所欲言者，断非在会中几个小时，所能尽其辞的，只有在将来整理讲词时，再加补充，以备本党全体党员的研讨。　　本来自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将近六年。虽说此期间，我们的党，在社会工作上，在教育事业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和进步，在敌前敌后、海内海外的组织上、行动上，也有了发展和功效，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同志，相继踊跃参加党的革命行列，已经为党增益了无限的青春期气，和生机活力，可是大家如果全面的、深入的、检讨考核，可以发现，党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耻)，仍未能根本铲除，而形式主义的积习(病)，亦仍待痛切悔改，故党德不宏，信道不笃，党和党员的关系，党和民众的关系，以至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仍以此为其病痛症结，我之所以要再三提出知耻知病知本，求新求行求生，来戒勉大家，并不是要你们只当作一句口头禅，而实在是忧心忡忡，藏之已久，发于内心之迫切，欲泣无泪的肺腑之言。　　最近看到一本二十多年前评论中国政党的书，其中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已经得了两种很危险的病症，那就是官僚主义有代替民权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有代替民生主义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官僚主义阻碍了民主政治，资本主义阻碍了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何以会有官僚主义现象发生，因为中国国民党脱离了民众，未能深入民间，接近人民，甚而距离人民日远，你看中国国民党所吸收的党员百分比上，有多少是农民？中国国民党党员，有多少深入农村，做着农村的工作？”“上级党部的命令，下级党部统统都置之高阁，丝毫没有一点行动表现，万一上级催促紧了，就捏造事实，照表填覆，这种更多更详尽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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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太普遍了。”“还有些地方上较有地位的党工干部，摆起官僚架子，看不起民众，甚至看不起自己的同志。这种党工干部，不但不了解党的需要，而且也不了解党的意义，以之毁党则有余，以之建党则不足。”其中还说：“的确中国国民党已经到了非革新不可的时候，不革新就会走上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革新之后，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我以为这些话，即使在今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诤言。目前我们就还有许多不正常的、官僚的、腐败的、政客的、落伍的现象存在。据我所知：　　一种就是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仍然淡漠。　　比如全会中，就有代表发言“地方党部不可形成衙门，否则就是一个地方有着两个衙门”。这意思是指在人民心目中，县市政府是一个衙门，地方党部又是另一个衙门，而并不把地方党部，看成为替民众服务、和民众利害一致、情感的、希望的寄托之所在。事实上，现在好些党部与民众服务处站的负责同念，固然有许多很能服务尽职，但是亦仍有不少干部，只在办公室里下命令，写报告，顶多开个协调会报，即以为“大人之事备矣”，这岂不就正是人家所批评的“中国国民党脱离了民众，未能深入民间，而距离人民日远”，所以会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么？　　今天要党务革新，就首先要县市干部同志，能够不在排场上争胜，不在享受上争胜，县市长坐轿车，主任委员未尝不可以挤公共汽车，甚至于走路，县市长在办公厅内办公，主任委员则能够下乡去为党员服务，为老百姓服务……戒除官气，放下身段，以行动、品德、才能和热忱来服务，来领导，来作党政全面革新的模范，这样就自然能够博得民众的尊敬和信任，经得起比较和考验，反之，那就要“以之毁党则有余，以之建党则不足”了。　　一种是党务干部责任感的缺乏。　　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即以往县市党部十分有勇气的、也毫不容情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开除农工党员，理由是他们缺席小组会议，或者是欠缴党费。至于其不能参加小组会议，是不是由于农忙、工忙、渔忙？是不是因为他知识不够，或没有告假的工夫和习惯？是不是由于讨论题纲不适合其智识程度，或者不适合其生活需要，不能引起兴趣？又是否党部本身督导不周，协助不力？党的组织应不应该也引咎自责？而中央亦同样只行若无事的一大批一大批照案“通过”，从不过问县、市、区、党分部工作干部，是否亦有其相对的责任？殊不知今天吸收农工党员很难，所以人家批评“中国国民党所吸收的党员百分比上，有多少是农民”？吸收了不算，乃复出尔反尔，把这些朴质的群众，一下子开除了事，使原来的同志，于一俄顷之间，变成了党所开除的对象，其损失宁复可以道里计？这次党章修正案，不再以是否参加小组会议、是否缴纳党费的基本义务，为纪律考核的凭借，实为党的组织原则，亦为同志精诚交感的道义，一大进步。但是仍然要设法使农工党员，养成其参加小组会议的责任感，如其不参加小组会议，要懂得先行告假、懂得说明理由的习惯才行。　　一种是党的组织对其工作对象观念模糊。　　我常说：“党和党员要为群众服务，而党的干部则要为党员服务。”所以党的一切工作与服务，皆当以党员与群众为对象。但今天地方党部却往往只在几个从政党员和民意代表党员，至多是几个人民团体理监事党员中兜圈子、打交道。而对于一般党员的思想领导、任务分配，与扶助照顾等工作，髣佛根本与党部全不相干。至于一般专业性党部，则由于长期的附属于行政或事业单位，不但不容易发生领导作用，就是从属的性质，都在动摇，这亦就是说，他看党的组织，等于看他机关单位的“处”或“科”的地位一样，而那些党的工作干部或其主官，也只是虚应故事，所谓党的干部要为党员服务，党和党员要为群众服务，仍只是一种高不可攀的虚悬之的而已。所以我以为今天训练现有的党员并照顾现有的党员，比吸收新的党员还重要；整顿并强化现有党部，也比成立新的党部，重要得多。　　一种是党的工作，其所表现者只为文书表报。　　现在形式主义最厉害的，乃莫过于一般党部，只在纸面上做工夫。虽然，据说由于中央简化文书表报的结果，地方党部业已由从前九十多种，减少到了三十多种，但这三十多种平均起来，每天还有一种以上的表报工作要做，其妨碍行动领导与服务的实际工作，自不待言。所以人家批评我们“上级党部一纸命令，下级党部统统置之高阁，丝毫没有一点行动表现，万一上级催促紧了，就捏造事实，照表填覆”，自然，现在搁置命令的事情，已经减少了，捏造事实的现象，也不如从前之多，但是以宝贵的工作时间，花费在形式的形式——文书表报上面，仍然十分严重！今后不但县市党部表报工作，应再归并削减，至多不得超过十种，区级党部，更应硬性规定，只许填报一张综合性月报，把一切时间腾出来，到党员中去，到群众中去，那才是行动领导，亦就是领导行动。　　除开上面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阶层在政策作为上，常常脱节，而且党政高级负责干部，并不自知其责任之所在，而亦唯知转相慨叹。即以政与教的关系来说，自来政教皆为一源，但目前政教几乎是两回事。并且部分教育文化方面，所谓自由分子，每以讪谤党部政府，鸣高自重，以致学生思想纷杂，爱国观念淡薄，一出国门，即一去不返，甚至还有附和“台独”的谬说，而不以为耻者。实在政府负责文化教育干部与党的教授同志，皆应振作其负责敢言的勇气，遇事皆明辨个是非枉直，必使纷歧份子有所忌惮。断不可让“坏人在台上唱戏”，而“好人在屋子里叹气”，以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我近来所揭橥的“明耻教学”，即属此意。至于海外留学生党员，则应加强其组织与联系，此似宜与海外一般党部分开，或可由智识青年党部继续直接领导，或成立留学生海外直属小组亦可，此意希切实研究解决。至于救国团对留学生之党员团员，尤应不断予以联系辅导，须知留学生从来即为国民革命之主流，特应予以重视，而不可听其游离散漫。　　实在，国民革命七十五年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来让我们进行建党建国的工作，这是我们冲破重重黑暗，克服艰难险阻所创造的千载一时的机运，当然，今天也就是本党存亡荣辱决于俄顷、最危险的关键时刻。其所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党员的精神、胆识、毅力、和定见，更是每一党务干部的勇气、信念、责任、来贯彻党的政策的决心，以表现其党德党性和革命精神。　　记得民国十六月，国民革命军光复上海，孙传芳、张宗昌的残部，其时仍在江北袭扰，而共匪又正在搞宁汉分裂的阴谋，这个时候的革命形势，实在异常险恶。吴稚晖先生一天来看我，他警惕我说：“你今天身负军事和党国重任，此刻的心情，正如书经所说“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夏书五子之歌)只有出之以戒慎恐惧、操持坚确的毅力与决心，乃能无畏于横逆，而终底于胜利成功”。这一则警语，每当党国危疑震撼之际，必重复浮现于我的胸中脑际。壹以持朽索驭六马的心情——知微持危，日慎一日，所谓“操一心以虑患，坚百忍以图成”者，实有得于此。今天我们环境的险恶，又不止于“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而已，只有海内海外一百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同志，人人皆为忠肝热血的志士仁人，以懔乎若持朽索的心情，来共同推动党的革新，亦髣佛以驭六马的心情，以党的革新，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司法、军事……的全面革新，那我们的党“革新以后，就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　　大家须知，今日的时代，乃为三民主义的时代，而决不是如过去西方所谓民主的、个人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的时代，那种共产党徒冒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名、而行暴力专政之实的共产政党，更正在日趋幻灭！要知“现代化”与“时代化”的政党，其名虽相同，而本质实异，一般所谓“现代化”政党，原指西方民主国家政党而言，这种现代化政党，虽谓之现代政党，而实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列为次要问题，几乎澹然置之。这对于我们正在求国家独立平等、人民自由生存的革命政党而言，是并不合宜的！所以我认为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建设，皆可称之为现代化(即科学化)，若对于我们革命政党而言，则不宜称之为现代化，而应称之为时代化。因为时代化，是赋予了“时”与“中”的时代意义的，乃涵盖一切时间空间在内，涵盖国家生存领域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一切所需条件——主义与国情在内的。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既不能倣效西方一般政党，徒尚个人自由，更不能置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其次要的条件。本党之所以不能抄袭现代化之美名的道理，亦就在于此。再引申来说，我们党的革新，也就是党的时代化。革新的真义，并不是对以往的抹煞与否定，而是摆脱某些不合理的窠臼，把握其万古常新的精神，再从陈中创新。故时代化的真义，亦并非仿行或者貌袭西方甚至东方那一种政党的形式，就以为是时代化了，亦非揉合某些政党的形式，自以为这就是时代化。　　一个真正时代化的政党：　　——必须是基于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原则与要求；　　——必须是具有自己立国的主义，及其人民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且有信心与决心，以实践其主义和原则，这就是基于时代的使命和民众的愿望，而求国家民族生存与独立自强的国民革命；　　——必须党员有后死者的自觉，有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自觉。　　所以一个时代化的政党，必须领导时代，开创时代，也惟有时代化的政党，才能领导今天这个时代，开创明天光明的时代，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时代里，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而又为革命的对象，唯有我们以革命民主为属性的中国国民党，乃为真正的时代化的政党。　　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对国家，对全民，实有其双重的责任。而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以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更以其革命精神，冲破了重重痛苦黑暗，进入了今天伦理、民主、科学同时并举的三民主义的时代。但是为了要竭尽本党对国家、对全民的双重责任，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发挥本党的民主本质，扩大本党的革命精神，为民众服务，为民众造福，为革命奋斗，为革命效忠。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从党与党员的关系上来说：　　总理尝言：“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有两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一是主义作用。”所以党必须使党员了解，党员虽是党的整体中的个体，而实为党的主体；亦必须干部了解，党部虽是个体(党员)的整体，但当以整体的力量，扶助个体，于是党员和党部发生“感情作用”；而干部乃为党与党员的关键所在，又当为党员服务，并结合党员为群众服务，使群众和党员之间，发生“感情”，更使群众对党与主义发生“信仰”作用。有人批评我们，多年来虽有党部的工作，也有干部的工作，而却没有党员的工作。这就是说，党没有给党员应有的任务和工作的计划，没有给党员发挥“主义作用”和时代使命的指导，以实现其政治的理想与抱负。事实是，在此以前，党之所以结合党员发生感情作用者，在小组会议，只是一个很难发生效用的例行性会议，而且很多小组会议开不成功，即使开成了，也是有名无实，不过一开就散，一散就了。至于党所给予党员的工作任务，以发挥“主义作者”者，也只是催促他自己去投票，并分配他要发动几个亲友去投票，最多再作几个读书心得报告而已。　　今天党要革新，党要调整和党员的关系，就必须先树立几个正确的观念：　　——小组是党与党员的基本结构，因此小组就绝不是止于一种会议的关系，而是要发挥一种互助合作“同志爱的策源地”的关系；　　——党和党员也不止是一般政党组织的关系，而是要一股革命的情分交感、以至于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我常说，党员必须要有“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精神，党员必须了解其与党的关系，乃是无论历史、生命、和事业的成败，皆是整体而不可分的关系；　　——党员与党员彼此之间，同样的不能只是同一小组、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游移关系，而是大之要能与全党共荣辱，以党德自律，并相互劝勉；小之各个党员之间，亦要有其“成功在子何殊我”的观念，以党性与感情自励，并相互扶持的关系；　　这就是说，我们要变过去的漠不相干，成为血肉相连，变过去的互不相下，成为互相推重，变过去的干部只向领袖报功，成为干部向党员负责服务。　　须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群众时代里，命令式的指挥，和头目式的影响，已成过去！谁能公正无私，结合群众，谁就能彻上彻下，群策群力，成为革命的选锋和前驱。假如仍然只知道凭借阶级职位，再用命令权威来支配群众，那就注定必然失败，所以今天党最重要的，还在领导干部品性之端正，领导才能之卓越，对人能统御考核，管制纠正，对事能研究设计，综合分析，有判断力和决断心，有始终不懈、贯彻到底的责任感和企图心，尤其自视应平凡不骄，处世要和平诚实，并应以人民和党员的公仆自居，去为他们服务。今日党最大的缺点，亦最使我忧惶不置的，乃为本党精神生活，过于老大、守旧、落后、颓唐，很少见其求新求动——就是一般干部缺乏负责积极的活力，更缺乏冒险进取的精神，处处可见惰性暮气，处处可见处事不彻底、工作不认真、虚伪不实、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恶习，这是本党革命事业中最大的致命伤！所以今后训练干部，必先端正其革命服务的意志，更要从内心袪除其私心偏见，而使之很自然的吸入光明磊落、刚健公正之意念，发挥其想像力、创造力、观察力、决断力，加强其领导群众、统御组织的能力，和生活、工作中有生龙活虎的动力与热情，且须以顾大局、做大事、挑重担、负重责、具有一副革命党人的傲骨朝气，卓立自强，重义好侠，不为一己的利害计较，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惟有这样的干部，那才能望其成为党的“战斗体”中的一份子，来从事全面的革新、动员，与战斗。　　所谋“战斗体”者，也并不是要从事军事战斗才算是战斗的意思，而是要在组织内、工作中、纪律上，表示其革命牺牲的战斗精神，换言之，就是无形的战斗力量。就是要在党的各级机构——自中央党部以至地方各个小组，成为革命的精神堡垒、服务中心，赋予每一党员以其服务、调查、宣传……的任务，凡是党员，在同一主义，同一组织，同一纪律，同一目标，同一命令之下，同一行动，同一步骤，将组织内各部门工作，密切配合，使其所有可供使用的资源，无论人的、物的、财的一切力量，都能发挥其统合的、经济的、最高效率之使用，使每一党员如同军队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同生死，共患难，来达到其预定的工作目标，完成其共同的革命任务，这就是“战斗体”的真正意义。而这亦就是说，要使党员在社会上，调查人民疾苦，为民服务；对于一些不良份子，要能说服防范，不使危害社会；对于政治上之利弊得失，要能适时反映人心舆情，不容政治腐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党员，真能勤求民隐，调查社会，为民服务的话，那就不会有这次高雄青果合作社这样剥削舞弊案件的发生，其实这就是我们党的不负责、无效用的耻辱。如果党的组织，始终只是一些番号，甚至还是衙门，党的同志，只是一张名单，甚至都是党官，如遇敌匪来袭，党不知其所以守，国军登陆，党不知其所以攻，那大家就将成为　总理和先烈的罪人！反之，一百万党员，如其对内部足以自固其领导，对敌匪能随时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结合一个一个的“战斗体”，成为战斗的整体，那党的前途，就自然光明昌大，无待蓍龟。　　再从党与群众的关系上来说：　　总理尝言：“政党者，所以代表人民心理。”所以党部和干部皆必须了解，群众是党生存发展的广大基础，党的组织，不只在组织党员，而重在以党员组织民众，党所关系者为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为民众之情感。由此可知，本党所以未能建立起革命与群众的基础者，乃是因为党的工作，放弃了群众组织与干部管理考核的基本任务之所致。目前有人批评我们的党，是为一、二提名的党员，牺牲了广大的群众。而若干提名党员，于其当选之后，不但未能以其政绩，来为党结合群众，且反而为党积怨招侮，此不惟不能代表人民心理，且几乎根本违背了人民的心理。所以每选举一次，党的声誉，就要受打击一次，党在政策上辉煌的成就，乃完全为基层组织无效与政治风气败坏的恶果所抵销。　　为矫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就要：　　——使基层组织与实际的基层政治相结合——村里有区分部，邻有小组或党员，赋予党员以基本的任务，就是对群众服务，对社会利弊、政务得失的调查与改革，并加强对村里民月会的宣传、教育、辅导、与服务。　　——严格考核提名当选的从政干部任期中的政绩，是否与其竞选诺言相符合；　　——严厉整饬司法、税务、警察以及基层地方自治人员的风气；　　——严厉整饬党务干部的风气，并确立党务干部的责任制度；　　——积极发掘培养青年优秀人才，知识青年党部与青年救国团，应主动的对高中在学清寒优秀学生，予以长期的照料扶助；　　——对地方自治，党的候选人，党也要有计划的予以长期培养。　　关于群众工作，在此我还要为大家再提出几点意见。　　如一般所谓群众，往往是指一大群民众而言，或指某些会议的人员而言，其解释皆过于狭隘。实则两人以上，就是群众。你是机关的主管，机关的职员，就是你的群众。你是部队的连排长，一连一排的官兵，就是你的群众。你做党的小组长，小组同志就是你的群众。可知群众是许多不同人的结合体，但是群众之中，有其“共相”——相同之点，亦有其“殊相”——相异之点，有其共同的心理，也有其不同的心理，群众工作的基本要领，就是要了解群众的“共相”和“殊相”，掌握其不同而又相同的心理。因其有相同的心理，所以要从其共同的认识、需要、与好恶各点上，去为群众服务；因其又有不同的心理，所以要就其各自不同的才能、抱负、和看法，去导引群众，吸收群众；当然自己更要有品德、有信誉、有学识，才能使群众共仰互信，心悦诚服。更重要的，还是要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正无私，为群众仗义执言，不使土豪奸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得逞，这样方能获得群众的信仰，亦惟有如此，乃能以群众的力量，来推动群众的工作，为本党革命服务，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而共同努力。从党的立场而言，群众工作，就是要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使党的主义，普及群众，使党的服务，惠及群众，使党的政纲政策，造福群众。于是群众皆能与党相结合，党才能确立其坚强巩固的基础，成为真正时代化的革命民主政党。　　因之党的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但不使群众觉得你在领导他们；要深入群众的中间，但不使群众觉得你在推动他们；以群众的利益为前提，使群众感觉到党的利益，就正是群众的利益；以群众的意见为依归，使群众感觉到党的决策，就正是群众的意愿；综合来说，今天组织群众的要领，就是：　　(一)要调查当地(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的领导人才和专门人才，有计划、有步骤的联络他们，吸收他们入党；　　(二)训练党员使之成为实行三民主义的组织、宣传、服务之能手，并使每一党员都有其事业的前途；　　(三)使党的每一小组，都能生动起来，成为地方工作的分配站，学习的研究室，战斗的指挥部，生活的交谊所；并分配小组和党员个别的任务，深入群众，寻求民隐，配合政令，以行动和方法克服推行政令之种种困难，展开对纷歧份子说服和战斗的工作，巩固社会民心的基础；　　(四)结合并培植优秀党员为社会广大群众服务，争取他们的信任，获得民众团体的领导权；发挥地方党政关系、分工合作的效果；　　(五)针对时间空间及对象的不同情况，建立组织，发挥功效，并保持组织与干部的机动性与弹性；　　(六)个别指导各级党部，遂行其反共清共与反攻复国的特定工作，随时交付任务，考查其执行之成效。　　以上各项，乃是长期反共斗争中，巩固党和群众的基层组织之急务。　　宋儒邵康节尝言：“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其实，这“天下”一词，岂不就正是“群众”的意思，所以这里所说的“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就正是　总理说的“政党者，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而这亦就不啻是我们党的干部领导群众的基本精神。　　现在要回头来，再讲革命如何成功的方法问题。　　我们革命事业，其所以屡经成功，又屡遭失败者，以外在的因素而言，军阀、奸匪挟帝国主义的凶燄，一意阻碍革命的进程，自为其原因之一；而民主国家对华政策的错误，助长共匪的邪恶和叛乱，亦为其原因之一；但是主要的内在因素，除了大家对于主义与革命的责任贯彻不力之外，还是由于大家没有重视革命方法的原故。在大会中，大家都研读了　总理对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遗训。　总理发现欧美政治史上，一般国家的革命，都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成功——我们了解，荷兰独立革命经过八十四年，英国革命经过三百多年，法国革命经过八十三年，德国革命经过五十六年，即土耳其的独立革命，也经过三十年之久……，不论其革命时间的长短，他们的革命，原是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有深刻的研究，有广远的宣传，有明确的步骤的。因此，成功之后，不再失败。所以　总理说，这才“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然而观察我们自己革命的情形，则是“当时革命党一时发于天良，要想救国保种，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划去设建国家”，又说“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而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之缘由。”所以　总理归纳革命失败的原因说：“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天天成功。”　　总理说革命要有方法，究竟这个革命的方法是什么呢？民国十三年　总理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未及请示细节，其后不过年余，　总理即崩于北京，从此就再也得不到　总理的耳提面命了。实在　总理早已经给我们在心理建设上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在物质建设上提出了实业计划……只是没有再直接指出什么是革命的方法细节而已，但这些我们仍然可以从　总理遗教中，寻究出他的启示来。　总理说过：“方法是从何而得呢？是从学问知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知识，有了知识，便有了方法。”　总理也说过：“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去。”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智识学问的方法呢？因为过去革命的范围，只限于国内，革命的对象，也只限于没有现代知识的满清政府，自然比较简单，只要凭借革命的良知血性，就可望其成功。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有了白色殖民的帝国主义作凭借，气燄甚炽，所以本党改组时期的革命环境，较之辛亥以前的九次失败，还要艰苦，而九一八之后，日本军阀更是公然以帝国主义的恶势力，长驱压境，豕突狼奔；四十多年来，毛贼奸匪就尤其是在赤色恐怖的共产国际卵翼之下，武装叛乱，至今为厉！是以我们今天的革命环境，比任何一个时期远为复杂、险恶而艰苦。今天的革命事业，已经不是单凭同志的良知血气之勇，就能成功，而必须从根本上(精神上、学识上、思想上)对世界进步国家“迎头赶上”，并“后来居上”，也就是要在革命的主义、方略之外，辅之以不断研究的学问和现代知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才能获得真实的学问，透彻的知识，才有健全的组织、完备的计划，这样有科学知识和方法的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成功，——得到成功之后就不再失败的成功！　　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科学的时代，是我所说的俄顷锐于千载的时代，也是进步快、而落伍也快的时代。记得我二十一岁在日本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位美国女飞行员，驾驶飞机在东京上空表演，当时围观的日本男女老幼，无不惊羡美国科学的进步。然而曾几何时，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太空船登陆月球的太空时代。现在一般国家，就都唯恐其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都在以其全部国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对进步国家迎头赶上，并且还想后来居上。而超级国家，也惟恐进步不够，于是落伍随之！因此，今日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无日不在激烈竞争创新进步之中，亦就是无日不在强烈追求现代化的竞逐之中。我看了美国出版的一本“改变历史的书”，他说：“世界任何国家，惟有自己来培植自己，才是可靠的，无一外人可为我代谋的。此一时代，不但不可依赖别人，并且应知人为的权力，已经不可能支配你所想支配的人与事……一定要有计划的使用知识，重视计划与组织，不论其政治或物质的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作基础，才能成事，否则一定是徒劳无功，到最后必然是一切落空”。这段话，真是值得我党政军干部，深切体认，明白做现代的革命干部，不但要有学术知识和正确理论，而且必须能自力自强，不可存有丝毫依赖外人的心理，否则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干部了。况且今天我们革命的环境，是如此之险恶，革命的斗争，如此之激烈，而革命的责任，又是如此之重大，我们需要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自然比一般国家，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大家还要知道，现在不惟我们重视科学，共匪也在搞科学，不过，它虽然搞科学，其目的行为，却都是反科学的，它的所谓科学，只是把科学用在核子恫吓上面，把科学用在破坏和平、毁灭人类、疯狂的战争路线上面。惟有我们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不论伦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皆以科学为基础，也是以本然之善的天性为依据，所以我们“顺乎而应乎人”的国民革命，不惟合乎科学，而且根于天性。　总理所说“迎头赶上”“后来居上”的遗教，所指的就是要辅之以科学的方法而言，所以我们今日乃是要以科学的精神和知识方法，贯注我们革命民主政党的本质之中，革新我们的精神、思想、观念、和生活行动，成为“科学的革命民主政党”。　　前面讲到党务革新的时候，已经检讨过我们过去党务工作的缺失，一般说，正就是缺乏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所以其耻痛幽辱，日深一日，而不自知！大家现在讲革新，就是首先要讲求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讲革新，就是要一切以科学为准据，凡衡之科学的精神方法而合者，乃谓之新；其不合者，就不得谓之新。而革新的前提，尤在于：　　——首先在思想上、观念上、生活上、行动上、作风上，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一齐切实革新，并以此为革新的起点，扩大党政军全面的革新；　　——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去鼓舞同志，启发群众，而不要只从形式上，层级上，去要求党部党员；　　——党要建立党性强、党德高的中坚干部，使能为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宣传上、领导上、管理上、考核上、一切思维、计划、观察、判断，都能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根据，来解决一切问题。　　尤其对组织群众、管理业务，更要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行。希望党政军各级干部，尤其高级主管干部，特别重视，切实研究。因为我们过去一切行政效率之所以不能提高，就是我们干部不注意组织与管理方法的重要之所致。要之，革新的行动，必须是整体的，持续的，始终一贯的，要积极的从根本上矫正缺失，既不能畏惧改革的困难，也不能仅有改革的冲动，而没有改革的恒心与耐力，以及其改革的学识和方法。　　讲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过去我手著的“科学的学庸”——政治的道理、科学的道理、组织的原理，行政三联制大纲等等，就都已不厌其详的申述了，特别是最近所讲的“科学的道理续编”，乃为我生平讲科学方法的纲领旨趣与条目工夫之综合，大家肯于此中涵泳翫索，就至少可以了解，何以讲求革新，讲求现代化，与提高行政效率，必先讲求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以及什么是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我很感慨，大家眼前不仅还没有注重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而且也缺乏现代的生活常识。我们政府迁台以来，特别提倡环境卫生，即如不随地吐痰，我们一般国民到如今都未能养成这种良好的简单的习惯。记得我十九岁初次东渡日本的时候，就看到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意的吐痰在船头的甲板上，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收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者扔掉。这一件事，虽已相隔六十多年，但其所予我的印象，却甚为深刻，所以至今不忘，而且默察我们国民落后的生活习惯，直至今日，还未能开始改革！此实由于一般社会学校及家庭教育，未能善尽其管训督教子弟之责，以致未能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这看来事小，而影响国民生活程度者实大，由此给外人印象，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曾开化的民族，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其耻辱尤甚！所以今后我们党政公教人员，除应劝导国民遵守“国民生活须知”以外，对于中小学生，尤其要特别强调：　　——每日必须携带手帕手纸，以备吐痰之用，绝对禁止其随地吐痰(至于一般公共场所及道路行人，如有随地吐痰者，警察人员应予干涉)；　　——养成饭前饭后洗手嗽口的习惯；　　——野餐后，其果皮、饭屑、竹筷、木盒，应放置于有垃圾桶处，或集中自行带回；　　——衣服应穿正扣钮，污垢须随时洗涤，破绽须随时缝补；　　——帽子不得歪戴，发髻服装，不得蓬头怪样；　　——应经常剪指甲，凡喷嚏、呵欠、剔牙，必须掩口；公用毛巾，不可揩鼻涕唾沫；　　——行路须抬头、挺胸、比肩、齐步、容止安详；　　——行进间，不可吃零食，不可攀肩搭背；　　——不得摇折花木，践踏草地，与依靠墙柱；　　——不可穿越平交道放下的栏栅；　　——参观球赛竞技，不可叫嚣笑骂；尤其在与国际友人竞赛场合，断不可左袒己方，而失礼于彼方；　　——军公教人员，在工作中，如开车、办公、会议席上，不可吸烟；　　这些指示，为公民普通的生活，乃是最低限度的条件，希望教育部督同教育厅局从政同志，配合各级党部切实研究，如何在各级学校、公共场所里实施，尤其在“生活与伦理”课程、在“国民生活须知”教育中，要首先全力贯彻。　总理尝言：“政党之发展，不在争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党人智识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则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蓄政党应有之知识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今天大家就不论是否党务干部，也不论同志年龄的少长，即都当以精神、思想、观念、生活、行动，仍然是半睡半醒、不新不旧为病；以不能一日蓄其应有的智识与公德、尽其党员之责为耻。念兹在兹者，莫非如何进德，如何自觉，如何自立立人——并如何鼓励部属、同志和学生、子弟，公余研究，课余自修，特别是主管干部，自己听到某样新的知识，和自己所学有关，就要立即主动研究；看到一本新书，和某一业务有关，即当和所属同志，共同讨论切磋；这就是我时常说的，机关就是一所学校，主管就是这所学校的导师的意思。实在只要彼此劝勉学习，相观而善，就能于潜移默化之中，为国家，为党部，为事业，培植继续绳绳的新才新血，正如　总理所说的：“拿了好办法去革命，就可天天成功！”　　进一步来说，革命不但要有方法，更要有精神，有志节，所以总理说“有志者，事竟成”，而革命精神与志节，又在有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以为之匡辅，而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亦赖有革命的精神和志节，为之奋励贯彻。　　记得民国十一年，陈逆炯明在广州叛变，　总理于八月初离开广州白鹅潭，当时我曾经写信给廖仲恺同志，说明我的看法是：“全国局势以后变乱，三月一小变，半年一中变，一年一大变，唯此变化不可徒作悲观，一方面要想着如何运用得当，应付有方，未始不可化弱为强。”　总理有一段话，最使我永怀不忘的，是　总理时常说：“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级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要各位党员精神上结合，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如果个人能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有自由，如果个人能贡献能力，然后全党才有能力，等到全党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当时　总理是深感于“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努力奋斗，故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革命精神，渐次磨蚀，革命目标，开始模糊，而革命团体，更日见松懈，革命事业，自然要遭遇失败。但是　总理终其一生，从不徒作悲观，而且时刻都在设法打破困难，开创新运。我之所以遭逢万难，尚能坚确自持，终之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者，就是无论如何，我务必竭尽自己的能力智慧，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以与全党同志，来共同承担革命救国的大责重任。　　今天大家在复兴基地，已经有了一十九年，特别是自金门炮战、共匪惨败以后，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共匪内部，不断的发生了匪酋相火拼、匪干被整肃、迫害工农大众、斗争知识份子、“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清理阶级队伍”……无穷的混乱屠杀、出现了逐屋打斗、海上浮尸、恐怖逃亡……种种惨状败象，正不只是三月一小变，半年一中变，一年一大变而已，它自己坏事做尽的结果，乃使它腐烂了自己，也造成了它自绝自乱的大变！而我们在这十年中间，不惟导发了匪党的内乱，俄、匪的决裂，扩大了大陆上国民革命行动对毛共邪恶的决战，而且更造成了中国国民党今天在自由亚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国民党今天对自由世界提供了实践三民主义成功的例证。　　大家知道，天下无易事。我们的革命历史，就不是自然而然造成的，乃是以其血与汗、心与力、冒险与牺牲、物质与精神、学术与智慧，操危虑患，坚持百忍，自终底于成的。不过天下亦无难事。我们北伐统一的成功，对日抗战的胜利，就是在和敌人兵力、装备……绝对不成比例的劣势之下，牺牲自由，贡献能力，突破了不计其数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把各种优势的敌人一个一个打倒了。今天我们的人心与战力，比之东征北伐，固然不啻倍蓰，比之对日抗战，亦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只要全党同志，人人精诚贯注，人人立志雪耻，那就正是所谓“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我们这一次会议，出席的代表同志，比历届为多，显示了本党的发展壮大；青年代表亦比任何一届为盛，(代表同志的平均年龄，降低了六岁之多。)显示了本党的青春隆盛。而出席列席同志，或甘冒万死，冲破铁幕，或间关万里，来自海外，尤其显示了党的同志，确能秉持其对主义、对革命、对国家的良知血诚，“牺牲自由，贡献能力”。特别是由于大家共抒其智虑忠纯，通过了“现阶段党的建设案”“政治革新要项”“扩大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耕者有其田案”“社会建设纲领”以及“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同时修订了本党党章和政纲，发表了全会宣言，重申本党一贯的信念和对内对外的方针，揭橥了发展复兴基地的建设，推展敌后对匪作战和加强海外反共斗争的革命任务，更加显示了这次会议，确是一次精诚团结的会议，更是一次革新进步的会议。但这也正是一次严格考验的会议——考验党的同志，对革命方法的体认是不是深切着明？考验党的同志，对于精神志节的踔厉，是不是生死以之？考验党的同志，对于党的革新战斗的责任，能不能积极贯彻？特别是对于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宣示，能不能贯注于自己的思想、精神、和生活，并一一见之行动而力规长效？　　本来革命成功的条件，一在于有中心思想和信仰，一在于有革命的精神和方法，一在于有坚强的领导中心组织。今天我们既有三民主义，以为其中心信仰，亦有了革命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以为其工作依据，我们全党同志，在大会闭幕之后，更将寄托其领导和复兴的责任于中央委员会，以为其中心磁极。所以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和党务顾问，皆当摅其忠愤，竭其精诚，牺牲其自由，贡献其能力，积极负责，领导本党，以树立革命的坚强的中心领导。　　中正承全党同志的付托，继续担任本党总裁，一方面深懔于自己对　总理、对先烈、对主义、对党的同志，责任之重大；一方面尤懔于对国家、对人民、对世界和平安全关系之深切，中正自必与全党同志，为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奋斗到底。　　我们确信，十全大会，就是革命复国进程新阶段的开始，亦就是本党为第三期国民革命“造破敌之势，策无缺之谋，立不败之地，操必胜之权”实际行动的发起点。

现场孟晚舟事件起因，首先进行了鲁渝两地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发言交流。来自重庆、山东共10名青年企业家分别进行了发言孟晚舟事件起因，从企业发展、友好交流、深化合作、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交流，充分发挥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增添青春力量、作出积极贡献。

• 是要
• 孟晚舟事件起因
• 只是
• 再就
• 十二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