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嚴歌苓其人刘花英巨魔事件是什么
嚴歌苓
嚴歌苓，享譽世界文壇的華人作家，是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説，是中國少數多産、高質、涉獵度廣泛的作家。其作品無論是對于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復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代表作品：《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語》、《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釵》等。 被稱為“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的嚴歌苓，小説以剛柔並濟、極度的凝練語言，高度精密、不乏詼諧幽默的風格為內在依托，與其犀利多變的寫作視角和敘事的藝術性成為文學評論家及學者的研究課題，在多個國家已開展嚴歌苓文學研討會。其創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鶴”等主人物開創了中國文壇全新的文學形象。
嚴歌苓的人生頗具傳奇色彩，精彩不輸于她筆下的小説。20世紀60年代生于上海，父母離異，她和弟弟嚴歌平把童年留在了安徽；12歲當兵，成都習舞；20歲當過戰地記者，在越自衛反擊戰前線，目睹死神的頻繁降臨；年屆而立自學英語赴美留學，一邊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係的研究生，一邊賺生活費，做過餐廳服務生、帶過孩子、照顧過老人等。她還曾痛苦地忍受長時間的失眠。1992年，她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她開始像候鳥一樣，春天飛到芝加哥上課，夏天飛回舊金山寫作……2004年，丈夫復職派駐非洲尼日利亞，嚴歌苓隨美國丈夫來到非洲定居，直到丈夫調離。那裏有原始的民風，有很多動物，自然得讓人忘掉城市攀比的生活，忘掉名牌，忘掉物質生活帶給人的心理壓力。嚴歌苓説，自己在非洲被泡洗了一遍，“我在那寫了很多東西，寫得開心而豐産，《一個女人的史詩》就在那寫的。等我先生的任期結束，我可能還會回非洲，法語的非洲。”
作為一個女人，她經歷了太多的東西，她的腳步越遠，作品就越廣闊，有一種悲憫的情懷。嚴歌苓説她之前是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但是在中越自衛反擊戰中拋卻了這種想法。她看到一百多個傷兵在病房外面等待救治，空氣中彌漫著血的味道，她突然感覺人作為一個個體，是如此的脆弱，于是作品開始關照人性，以復雜的筆觸描寫出人性的各個方面。嚴歌苓能抓住一個很容易就會被我們忽略的片斷演繹出蕩氣回腸的好看故事，她的作品看似落筆于小人物，看似只描繪他們的嬉笑怒罵，但他們的命運起伏從不會像空中樓閣般與歷史大背景剝離，世事更疊不露聲色、渾然天成地融會在主人公幾十年的歲月中，使作品除了女性特有的細膩，還呈現出在歷史中恣意縱橫的磅薄大氣和寬闊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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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ล็อตเว็บตรง嚴歌苓筆下女性形象的基本類型和特徵——邊緣人
正如她所説“我是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她的作品中也活躍著一批中國內地的女性，她們生活在不同的時空領域，身份、性格迥異。按地域、時代來看，有跨度百年的新老移民，如扶桑、小漁、海雲，在大洋彼岸演繹著自己的掙扎沉浮；有20世紀30年代河南農村的寡婦葡萄，有用一生守護愛情的女話劇演員田蘇菲，她們無視身邊的一場又一場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始終如一地堅守著心中的“聖地”；有《白蛇》中的孫儷坤、《雌性的草地》中牧馬班的姑娘們、《天浴》中的文秀等，為讀者展現出一幕幕熟悉又陌生的觸目驚心的文革畫面；還有生活在當代的農村女子潘巧巧，被拐賣而淪落風塵，用她短暫的悲劇的一生，演繹著處于轉型期的大陸人，人性與利益、欲望的爭奪……
嚴歌苓1980 年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時，不但接受了嚴謹的英文寫作的訓練，而且開始吸收西方世界“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對“人”的價值觀的透視，開始用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來重新審視“東方人類”。 “這些‘中國女人’，首先有一個“中國”的身份，就帶有西方社會對古老東方的‘弱族’判斷，再加上一個‘女人’又是一層中國父權社會的淩越歧視，雙重的‘ 壓迫’感造就了她筆下更為‘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不管是哪個時代的移民，還是生活在大陸的各色女子，她們的身份、思想都與主流文化的價值判斷相去甚遠，她們都是遊走在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人。作品中，這些女性人物，在各種文化、政治、觀念的夾縫中磨礪輾轉，呈現出令人震撼的豐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讀者深深的悲憫之情。嚴歌苓曾説：“我到了國外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寫的。我不想控訴某個人。我只想寫這樣一段不尋常帶有荒謬的歷史運動，讓我們看到一種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臺毫無興趣。” 她還説，“女人比男人有寫頭，因為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也許在嚴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過女性這一斑，可窺見全豹吧。
嚴歌苓筆下的女性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她們都有一點點遲鈍，有一點點缺心眼，是邊緣的，弱勢的。可就是邊緣弱勢的女性卻如一滴水一樣折射出豐富復雜的現實和人性。
小姨多鶴：多鶴與朱小環
小姨多鶴
《小姨多鶴》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多鶴即為其一，在死難多艱的逃亡中，她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的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而流産，從此不能生育，留下深深遺憾。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係變得曖昧和怪異。幾十年下來，多鶴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讓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一切要從對生命的渴求開始。小説以“好死”之“忠”開篇，是那些“大和民族”代表者們，在堪稱慘烈的冷靜赴死的場面中踐行他們的民族性，但這種極端的觀念並沒有在少女多鶴的心中扎根，在她心中，活著依舊是第一位的事。因此，作者從一開始就對多鶴對生命的執著和做事的頑強倔強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為後面多鶴十幾年如一日的保持著自己的規則做了鋪墊。雖然，生的欲望蓋過了民族性的影響，但是多鶴作為一個日本女孩，內心還是殘留著大和民族的特性，生死觀的偏執和偶爾的偏激。“選根好繩子”、“選個幹凈的水塘”——在多鶴這一“好死”的衝動之下，總是有茍全“賴活”的支撐使她選擇復生，盡量保持活者的體面，讓“賴活”獲得尊嚴的指望。這種矛盾這是小説的內在震撼力所在。
朱小環是張儉明媒正娶的妻子，性格潑辣，是個愛説愛笑的東北媳婦。朱小環雖然性格潑辣，打情罵俏，可對待憨厚老實的丈夫卻始終是忠心耿耿。在張儉面前，她任性，好吃懶做，發起脾氣來非要佔了上風不可，張儉總能忍讓她。張儉厚道的性格讓著她，像一潭靜水，活潑好動的小環風風火火，能説會道，像一陣風。他倆一靜一動倒也默契地過著自己的日子。在處理與多鶴的關係上，朱小環也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氣度，她讓張儉與多鶴好，自己又對丈夫非常信任。即便是文革期間，張儉進了監獄，朱小環和多鶴兩個女人，為了生計相互支撐。一個在家操持家務，一個在外為人做衣服，日子在兩人的維係下熬了過來。所以，在張家人之間已不再是男女之情的淺薄關係，而是由骨肉親情維係著的相互依賴。這些人物中，小環無疑是最重要也最可敬的形象。小環是這部長篇小説之所以成立的關鍵。是小環，把本處于險惡鋒刃之地的家境、把“環境，種族，時代”疊加構成的危難生存，硬是在她的主導下變成了“生活”。在難對付的女人小脾氣、聰敏的應急本領和徹骨的母愛之間，小環有著可以擴展到巨大程度的適應容量，維護家庭子女利益的強勁意志、深厚的惻隱之心，氤氳成強力無敵的人間恤暖。多鶴曾經揮之不去的自殺念頭，被小環天天月月“湊合”著“混”日子的達觀所感染。
《小姨多鶴》讓多鶴與小環活生生地站在我們眼前。她們倣佛女人的兩極，小環犀利野性，風風火火的外表下是難以言説的痛楚，多鶴沉默隱忍卻固守流淌在血脈中的那份記憶。兩個女人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東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母性的偉大。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大多有這樣“一根筋”的特質，她們或懵懂或練達、或靜或動、或愛或恨，但最終堅持著她們的底線，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風雲變幻甚至荒謬無理，她們只憑直覺按自己的道德標準“我行我素”。正是這種堅持，最終凝聚成生命的本源——頑強的生命力、善良、仁愛、守信刘花英巨魔事件是什么，構成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人間大愛，這也是文學作品令人動容的力量所在。
【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